在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头上扎着白头巾的“农民副总理”成为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，他也成为一段特殊时期的“标志”，当年由于文化水平有限，陈永贵在一些办公文件的批阅上都显得极为困难。

可当陈家走到了第三代，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他的孙女陈春梅更是“才女”代表。

农民副总理

将历史倒退回1963年，大寨的的情况不容乐观，接连的洪水、雹灾、风灾、霜冻将这个地方蹂躏得面目全非。

除了大寨，全国还有其他很多地方面临着这样的情况，可这一次，大寨脱颖而出了。

大寨能赢的一个原因，便是陈永贵。

陈永贵本就是农民出身，多年的劳作让他对农产品如何对抗天灾、如何找准时机等问题产生了深刻的思考，此外，他也给大寨人带来了很强的精神动力，很多人正是在陈永贵的带领下辛勤耕耘，双肩和双手都长满了老茧。

全国上下都在闹饥荒的年代，大寨的亩产达到了704斤，总产更是高达56万斤。

很多地方都需要国家的补助才能勉强度日，可大寨没要国家的救济，反而给国家上缴了24万斤商品粮，这批粮食在当时救活了很多人，可谓“雪中送炭”。

丰收之后，大寨人又一鼓作气，告别了过去住土窑的日子，全部搬进了石窑新房。

在那个年代发生这样的故事，各级领导自然是十分重视的，陈永贵也渐渐有了知名度。

在农业劳模大会上，陈永贵更是系统地介绍了大寨发展生产的经验，他用最为朴实无华的语言讲述着大家都能听懂的道理，很快将会场的气氛推向高潮。

那些有文化、有学问的干部听了陈永贵的报告后更是感慨万分：“他没有提到毛主席的名字，可他所讲述的道理都是毛主席思想当中的，他绝对是个人才。”

当消息不断向上递进后，担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李一清也来到了大寨，他见到了陈永贵。

短暂的交谈后，陈永贵给李一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，李一清还说：“他虽然是个农民，可身上有一股强大的魅力，在复杂的环境中能展现出非凡的指挥才能，这让我看到了农民之外的东西。”

渐渐的，陈永贵的知名度越来越高，直到传到毛主席的耳中。

陈永贵的孙女陈春梅曾撰文回忆过那段特殊的历史，那段时间，他的爷爷迎来了人生的“高光时刻”。

在参加全国会议后，陈永贵都没想到他会被留下与毛主席共进晚餐，席间，毛主席还亲自为陈永贵夹菜，不断招呼“永贵同志别客气”，这也让陈永贵有些不知所措。

当然，得到了毛主席的充分认可，陈永贵的人生即将迎来转折。

1967年的五一劳动节，陈永贵更是登上了天安门城楼，还在众目睽睽下被毛主席拉到身边，记者的镜头转来，毛主席拉着陈永贵的手一连说了两句“永贵好”。

很快，各大报纸在最为醒目的地方刊登了“永贵好”这三个大字。

这一切出现后，陈永贵身上的官职也越来越多、越来越高，从大寨党支部书记一跃成为山西省委副书记。

人们的呼声同样越来越高，1975年1月的一天，周总理还跟他谈了人事安排的事情，准备调他来担任分管农业的副总理，可陈永贵心中再有不愿意，也不知该如何真正拒绝。

他很清楚自己的情况，于是在当了副总理后，既不迁户口也不拿国家工资。

后来，在谈及这段历史时陈永贵还说：“让我当副总理，我在思想上真的没有一点准备，可开会时大家都在鼓掌，然后就通过了。”

可从体制内的布局来看，既然要陈永贵分管全国农业，他不可能用自己的双腿丈量每一寸土地，很多地方的情况只能通过报告等方式了解。

他要作指示、看文件、听报告，小范围内的研究工作他可以发表讲话，视察工作也能作些口头指示，可到了需要提笔写字的时候陈永贵就很难办了。

那阵子，很多材料都会推到陈永贵的办公桌上，他从昔阳县带来的秘书会挑重要的告诉他，他同意的就只能在材料上画个圈，不同意的就口头告诉秘书。

即便是有秘书，可很多事依然难办。

张怀英曾问陈永贵：“您看不懂报告，为什么画圈的速度这么快？”

陈永贵的头脑是非常聪明的，他不懂文件但他知道哪些人有本事，他回答道：“华国锋、李先念画圈的我就跟着画个圈，我信得过他们，李先念是老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。”

和在大寨的日子比，在北京的陈永贵内向了不少，可他仍然是传奇：放在古今中外，能从农民直接一跃而起成为国家最高层级别的人，或许也只有陈永贵了。

当那段特殊的时代过去后，陈永贵的官运也走到头了。

对他来说，这似乎也是一种解脱，1980年他主动选择了辞职，中央考虑到他过往的经历，也劝他留在北京继续生活，还给他配备了警卫员、公车、住房等。

由于正处在时代的交替期，陈永贵当时也不好直接回到山西及大寨，干脆就拿了户口在北京生活了下来，可对他来说这里并不是长久之地，最简单的证明便是他没有将妻女接来。

3年后，经历了各种变故的陈永贵希望国家能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，考虑到陈永贵年事已高又懂农业，于是便给他把工作安排在郊区的一处农场。

到了这个时候，陈永贵才渐渐看清了很多事，他觉得自己来到北京也感受到了没文化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，便希望把妻子和儿子接过来，在北京的教育环境下，家中说不定还能出一个大学生。

在陈永贵的家风熏陶下，后代果然出了人才。

陈家家风

陈家的优良传统正是从陈永贵这一代开始的，他们相信自力更生能够创造美好的未来，过去大寨的成功就是最好的实践证明。

他当副总理的那些年，无数人共同将他碰上神坛，可他却从未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，就连妻子与孩子都没带在身边，陈家的媳妇还曾说过：“进入陈家后，没有沾过光。”

陈永贵很清楚，自己能够有那段历史完全是因为毛主席的青睐，他自己也把自己视为毛主席的学生。

毛主席是最讨厌当官走后门的人，陈永贵也同样不喜欢占便宜，他在北京有公车，可他自己基本都没有坐过，平时出门就是坐公交车，妻子和儿子就更别想坐公车了。

这是陈永贵的严格要求所致，他对集体是无比忠诚的，而若是借助权力为家人谋私，那也是对家庭不负责的一种表现。

在菜市场上，很多街坊都经常能见到陈永贵，有人会亲切地叫他“永贵大叔”，他本人很喜欢这种能与大家谈天说地的氛围。

陈明亮是陈家新一代的传人，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，在学校的日子里，陈明亮始终记得父亲的教诲，努力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，希望将来能用自己的双手劳作。

后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下，陈明亮果然发挥出特有的个性，经过打拼后大获成功。

他的二儿子陈明善原本在部队当兵，部队领导觉得他表现好像要把他送到军校读书后再提干，可这件事被陈永贵知道后总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于是他坚决不允许这件事的发生。

陈明善在离开部队后转业当了一名普通工人，过着普通的生活。

陈永贵的女儿陈明花的工作也比较普通，主要在县公安局负责档案管理，因此也很少有关于她的消息传出。

他们的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很少谈及自己的父亲。

就算他们的父亲在副总理的位置上短暂的停留过，那也是曾家喻户晓的人物，能与高层干部直接说上话，可陈永贵的后代们都不太愿意谈及父亲的过往，权当那是一阵“风”。

在陈家的第三代中，出了一位实打实的才女，她的名字叫陈春梅。

公开资料显示，陈春梅已攻读了法学博士，曾担任过最高人民法院督察局副局长，这样的职务在普通人眼里已经极为难得了。

而作为一个满腹经纶的才女，陈春梅则更愿意正视爷爷过去的历史，他还写下了一本《我的爷爷陈永贵》，系统地讲述了爷爷的故事。

除了撰写过与爷爷有关的文章外，陈春梅其余时间都更加低调了，也很少有关于她的新闻。

毕竟，这种家风是陈永贵再三叮嘱后传下来的，他出生于农村也热爱农村，过去就曾向毛主席提出“三分之二的时间外出考察，包括去全国各地及大寨。”

北京那段日子更是让他明白了“在其位谋其职”的人生道理，在没有什么工作做的时候他的压力也会很大，通过给领导写信的方式，这才使得生活重新忙碌起来。

陈明亮也说：“我们后人也会每年都去大寨看看，因为父亲是从这走出来的，在他去世后才重新回到了家乡落叶归根，作为后代，我们从不会忘记他，也会经常来探望他。”

尤其从陈明亮的奋斗经历也能看出，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绝非空谈，父亲留下的精神财富才是最宝贵的。